尺子不大，作用不小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也无论学习、工作还是生活，画直线，量刻度，较长短，定曲直，都离不开它。

　　尺的概念远早于实物。先民先是取诸身，将男子伸手后食指与大拇指之间的最长距离定为一尺，也有将肘至中指指尖的长度定为一尺，还有将脚掌到膝关节的小腿长度定为一尺；后是取诸物，将100颗中等黍米并列形成的长度定为一尺，减少了以身为尺、因人定尺带来的误差，心中之尺逐步定型为手中之尺。

　　商代已有比较成熟的象牙和骨头制成的尺子，其表面刻度鲜明均匀，每尺分为十寸，每寸更分为十分，与今天的直尺基本一致。到汉代，甚至出现了外形、原理极类似现代游标卡尺的“青铜卡尺”，不仅更精准，还能测量圆柱体、球体或不规则物体的直径。这些也进一步说明，尺子应运而生，因形而测，精准是永恒的要求，容不得一丝马虎。

　　尺之用极广。大到疆域测定、规制礼仪，小到房屋建造、家居日常，乃至其他竹木、皮革、丝麻、玉石、陶瓷等手工业制造，都要用到尺子；尺子还可以辅助其他计量，以尺量空间可测容积，以尺为秤杆可称重，以尺为“表”可制日晷定时刻……

　　两根长度不同的直尺呈L形垂直相连即为“矩”。“矩”很早就出现，《史记》记载，大禹治水随身携带的测量工具中就包括“矩”，民间广泛流传的反映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多幅《伏羲女娲图》中，伏羲手中高举的也是“矩”。由“尺”而“矩”，带来的不只是对标准一致的强化，对“望高”“测深”“知远”等测量范围的拓展，还有对规则法度的明晰、对公平公正的尊崇。由此，手中之尺也逐步成为制度之尺。

　　“尺子”如此重要，以至从大禹、秦始皇开始，历朝历代都把统一度量衡作为国家大事。唐朝还一度专门举办活动，赏赐大臣以精美的尺子，勉励大臣做人遵章守制、做事公平公正，后来甚至在贞元八年（公元792年）以“赐尺”作为科举试题，当年参加考试的裴度就曾写下“短长思合制，远近贵攸同”的诗句，其中“合制”即为符合制度，“攸同”即为标准一致。裴度后来出将入相，“累为奸邪所排”，但他从不同流合污，始终不改初衷，以国家安危为己任，以典章制度为底气，仗义执言，公正用权，不仅多次承担出使魏博、平定淮西等重要使命，还先后荐引李德裕、韩愈等名士，为实现“元和中兴”作出重要贡献，以自己的从政生涯为“赐尺”作出最佳注解。

　　“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。”制度之尺在外，道德之尺在内，内心的警醒是严守法纪的关键。保证公平公正的尺度不伸缩、不膨胀、不做选择性测量，既在修心，也在省身。无论儒家文化的正心诚意，还是佛教文化的明心见性，或者道教文化的清心致远，都把修心作为必修课，始终强调要保持宁静、不失本心。同时，又强调“三省吾身”“反求诸己”，主张不断对照标准观照自身的言行举止，防止自己被名利欲望所吸引，在不自觉中逐步放弃对自律的要求、对道德的追求。

　　“尺之为数，阴阳象之。”一把小小的尺子，衡量的除了大千世界，还有道德本心。唯有心中有尺，方能行之有度。（赵建国）